第二百零八章 战争的号角（2/4）
行实行民族高压政策，竟下令‘凡有为剃头、圈地、衣冠、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汉人被迫改穿难看至极的满人服饰，使延续三千多年的汉族衣冠毁于一旦。”
“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有专书记载为人们所熟知。尔后就是血洗江南、岭南，屠江阴、屠昆山、屠嘉兴、屠常熟、屠苏州、屠海宁、屠广州、屠赣州、屠湘潭。此外还有，屠大同、屠四川等等，清寇甚至勾结荷兰殖民者，攻屠思明州（厦门）。这些屠戮和“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一样的血腥、残忍，都是义士百姓屠戮殆尽，尸积成山，血流成河。”
“至今人们谈起多尔衮这个欠下我汉人累累血债的魔头仍切齿不已。南方一带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一个个被血海笼罩，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摧残殆尽，至少一亿人惨死，还有很多被掠为农奴。多尔衮实乃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屠夫。”
“四川在明末因抵抗满清鞑虏的入侵，清军进四川，杀光了整个四川，而后栽赃为张献忠所为。“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这是公元4266年满清政府屠四川时张贴的公告。清军陷昆山，在那里抵抗了三天的义军逃走，于是对平民实行大屠杀，当天的死难者就达四万，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清兵的野蛮、凶残可见一斑！”
“公元4266年（顺治六年）郑亲王济尔哈朗占领湖南湘潭后的屠城；同年平定大同总兵姜镶为首的山西反清运动，“朕命大军围城，筑墙掘濠，使城内人不能逸出，然后用红衣火炮攻破，尽行诛戮”，不仅大同全城军民屠戮殆尽，“附逆抗拒”州县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
“公元4267年平南王尚可喜与耿继茂攻克广州时的屠城，再破广州，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因筑大坎痤焉，表曰共冢。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丘.……”
“这一场场屠杀，充分暴露出满清标榜的吊民伐罪的伪善。这类血淋淋的事例在史籍中屡见不鲜。古语云：“杀降不祥”，清军往往以恶其反侧等借口将来降军、民屠戮一空（顾诚《南明史》）。不光杀汉人，对其他民族也实施大屠杀。在西南成村的苗民被清军消灭。”
“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尽，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其实东方的落后于西方，正是始于明朝的灭亡。”
“如此残忍狠毒的鞑虏，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足以与五胡乱华时期霍乱中原五胡相媲美，足以与建立蒙元的北蒙人相媲美。且此等欠下我大汉民族，欠下我中原百姓无穷血债之辈居然堂而皇之高坐我大汉江山宝座，更对我大汉百姓进行愚弄，导致我华夏文明大踏步退后，以至被西方文明入侵继续屠杀我华夏子民，被东洋倭寇入侵继续屠杀我汉人百姓。”
“在此，在山东半岛，在我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我汉人百姓再一次站立起来，我华夏凡有识之士，必须为我祖先血海深仇向鞑虏汉奸之辈宣战，向鞑虏汉奸之辈索取血债，替我无数先辈百姓申冤，替我无数屈死百姓复仇，为我华夏文明雪耻，为我华夏百姓雪耻。”
“在此，我代表华夏共和国全体社民党成员，代表我忠诚的大汉子孙，代表我华夏文明的传人，对通古斯野人以及他们的走狗汉奸进行复仇。我宣布，通古斯野人不除，战争不止，鞑虏不灭，军队不歇。通古斯野人屠杀我汉人多少，我必代表死去的汉人百姓主持多少公道。”
“在这片土地上，在我华夏文明传承的土地上，在我炎黄子孙，在我仁义礼智信传家的土地上，这群通古斯野人不配生存，他们必须要为他们祖先所犯下的血债付出代价。”
“同样，对于我华夏民族，汉奸的罪责更甚于鞑虏异族人，因此，我代表华夏共和国，我以华夏共和国国家主席的身份，在此宣布命令：在这次复国战争中，凡有为鞑虏效力，甘心当汉奸的一律以叛国罪审判，任何人不得特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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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叛国罪，是军政府定下的最严重罪名。
普通罪名只会给罪犯本人进行处罚，而严重点的，则会判处死刑，更严重点的，则是牵连家人。最严重最极端的，则是叛国罪，株连三族。这也是华夏共和国刑法中唯一一个诛三族的罪名，即使这被诛三族中可能有清白之人。
矫枉必须过正，因此叛国罪也永不得赦，并且被永世钉在华夏耻辱柱上，接受后代子孙的唾弃诅咒。
这种可以说完全封建式的审判，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一个简单的问题。犯罪成本问题。
只有这种株连三族的极端刑罚，才能震慑那些敢于为了私人利益**等而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人。也只有这种极端性并且绝无特赦可能性的处罚，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汉奸的出现。
否则每一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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