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章 ：北京反击（5/5）
割常常是均分。
而在中国，自春秋战国（特别是汉代）以后，基本上确立了诸子平均析产的继承制度，并一直延续至今，这个“析产”既包括动产，又包括不动产。
在洪承畴这样传统中走出来的官员看，那些西方人家庭中的别子（除长子外诸子），都属于弃儿。因为尊位被长子继承了，土地被大哥拿走了，就分了点仨瓜俩枣的散碎银子，独自出去捞世界，这不是弃儿是什么！
但人家的弃儿也并没有活在悲惨世界之中，相反，海神塔斯曼、范西礼、冯香子这几位东西方的宠儿，都是弃儿身份。这就使得洪承畴不得不反思中国的继承原则中，是否存在疏漏。
古代中国不动产与动产诸子析分的制度看似更合理，但是反而把包括“别子”在内的所有“诸子”都束缚在最主要的不动产?土地?上，使之难以冲破血缘家庭而走向独立，更不可能寻求大的发展，形成制度依托，结果，土地越来越被细分，形成土地与人口矛盾的不断激化。同时，古代中国在财产继承上的诸子析分也使社会矛盾主要体现在对于象征嫡长子所具有的唯一独占垄断权的尊位?皇权?的争夺上。
中国的社会政治运动始终表现为改朝换代的循环，跳不出历史的怪圈。而且由于以一家一户的小农为主并互不统属，社会关系脆弱，社会动荡所造成的破坏性也更大，致使杀人盈野，血流成河的历史不断重复。
侯方域第一个假设说得很实际，农户越来越少，士子官吏越来越多，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土地兼并的趋势，永远跳不过三百年一个循环。
士子、官吏作为掌权阶级，他要做到的，是尽量保证自己众多的子孙，在自己死后都能过上悠而无忧的好日子。如果他们的土地是固定的，则越分越少，三代之后，自己的孙子，竟然沦落到一家只有三亩地？这太可怕了。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特权阶层才尽可能多的寻求土地最大化。直到“官逼民反”的乱局出现。
现在洪承畴以“动与不动”为元素，要在赢得惊天骗局的同时彻底打碎这种治乱交替的锁链，可谓是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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