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6章：管住“通事”，趋利避害（2/3）
来与欧洲人交易？官府“责成通事、行商实力稽查禁止，如敢狥纵，与受雇应役之人一并惩治”。严查走私偷税。
由于明朝官府并没有在制度上对“通事”进行管理，因此他们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比较大。首先是“火者”亚三。“亚三侍帝骄甚，从驾入都，居会同馆，见提督主事梁焯，不屈膝，焯怒，杖之。彬大诟曰:‘彼常与天子嬉戏，肯跪汝小官邪?’”这造成了明朝内部大臣之间关系的紧张，于是再明武宗死驾崩，亚三被正法了。
亚三的行为给葡萄牙使臣带来了负面影响，对葡萄牙使团出使明朝造成最终的失败，亚三难逃其咎。后来，“通事”李叶荣“敢于触禁私通，以接济牟利”以致“红夷（此处指英国人）突如其来，迁延时日”。
李叶荣将大明朝廷给英国人的信件私自改动，造成了中英之间的武装冲突。到了清朝，随着整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加强，“通事”成为公行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必须由官府发文派充，并成为了负责中外事务的一种“半官方性质”的特殊群体。但是，“通事”们也给清朝的对外政策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首先，破坏了外国人的补给品供应贸易体系。在公行制度中，外国人在广州商馆中的生活必需品由商馆买办负责，在黄埔船上的外国人的补给品则由船上买办负责。自明朝起，这些都是朝廷所明文规定之。
可是，随着外国人来华贸易的迅速增加，从补给品的贸易中就可以获得巨额利润。于是，到了西元19世纪的最初的10年中，海关的官吏与“通事”们开始勾结起来，绕开“买办”，直接向外国船只提供补给品。
他们通常会索要200银元—300银元一次的服务费。其次，“通事”还同行外商人结合在一起从中渔利。
在公行制度下，公行商人（官僚买办）垄断着对外贸易，凡是行外商人只有获得行商颁给的执照，才可以同外商进行贸易，而获得执照的前提，是向行商支付一大笔费用。这也是朝廷垄断外贸的重要原因。
于是，“通事冒用行商名义，申请货物执照，将铺户货物夹带发放。”明目张胆地做起了走私和偷税。
第三，“通事”绕开行商私并亲自为外国人提供商品。清朝政府规定外国人来华贸易只能同行商（官府买办商）进行交易，他们所需要商品的价格由行商统一来制定。“这说明清朝比明朝在外贸管制上更严格。
“广州十三行”中著名的行商潘启官就曾说过，他自己无权改变官员所规定得价格，而且其他外国公司已按这个价格签订了合约。正是管理趋于规范化，才使清朝表面上“闭关锁国”，实际上由官府垄断贸易。
随着外国人来华贸易额的增加，外国人开始和他们所雇用的“通事”勾结在一起，让通事帮助他们采办货物，如此一来就形成了走私和偷税行为，因为“通事”可以通过其它关系，从民间采购物品转卖给洋人。
马士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有记载，松筠在清朝嘉庆十六年（西元1811）年担任“两广总督”时，因为他曾陪同马嘎尔尼使团回到广州。所以，英国人就让一个叫阿耀的“通事”帮他们去北京，向即将上任的“两广总督”松筠赠送礼物，像通过行贿来给自己打开方便之门，结果事情败露，阿耀被捕入狱。
关于这件事，中文资料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阿耀就是中国人李耀，是广东佛山南海县人，“谙晓夷语”，嘉庆九年在英国人的喱臣噸夷馆“为夷人服役，积有家产”，喱臣噸回国后，他来到通事林广馆帮同办事，“蒙捐职衔”，嘉庆十五年改名“李怀远”后，捐（买官）九品职衔，嘉庆十八年进京捐中书科中书职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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