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你说，在上海滩这种地方，当兵的最靠不住。

今天说得天花乱坠，明天调防了就把你扔在后头，连封信都不给你留。”

“可是他不一样的……”女人哽咽着说，“他说过，等事情办完了就来接我。

可是都两个月了，一点消息都没有。”

“两个月？”程真儿撇了撇嘴，脸上换了一副精打细算的上海弄堂女人的表情，“两个月还不够你想明白的？

姐姐教你个乖，下次再遇到这种男人，别管他说什么甜言蜜语，先把分手费谈好了。

钱到手了，人走了也不亏。

上海滩的女人啊，最要紧的就是不能吃亏。”

女人愣了一下，好像没有料到程真儿会说出这种话来。

“姐姐……你不觉得感情是最重要的吗？”

“感情？”程真儿发出了一声介于嘲笑和叹息之间的声音，用手指弹了弹桌面上的一个水渍，“感情能当饭吃吗？

能当房租交吗？

我开这个咖啡馆，一个月的租金八十块大洋，水电煤再加二十块，一个月还没赚到一百块的时候，我可没工夫想什么感情不感情的。

活下去才是正经事。”

她说这番话的时候，语气和神态都完美无缺。

一个贪财的、世俗的、对政治一窍不通的法租界小老板娘，对一个哭哭啼啼的年轻女孩说出了最实用的人生经验，

没有一丝破绽。

女人又坐了一会儿，把咖啡喝完了。

她擦干了眼泪，对程真儿说了声谢谢，留下了一块钱法币，起身离开了。

走出咖啡馆之后，她在雨里站了几秒钟，回头看了一眼门口挂着的“贝当路十六号”的门牌，

然后她转身朝街对面走去。

她走进了那栋对面公寓的楼道里，上了二楼，推开了一扇门。

屋里的桌上摊着一份详细的作息记录表。

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一副望远镜放在窗台上。

她坐下来，拿起桌上的铅笔，在报告末尾写了一行字：

“目标警惕性极低。

对‘军人’‘消失’等关键词无明显反应。

初判为普通市民，与情报活动无关联。

建议继续观察，暂不升级。”

写完之后她犹豫了一下，又把“警惕性极低”划掉，改成了“表现自然”。

她没有注意到的是，程真儿在她离开之后，端起了她喝完的那杯咖啡。

杯底有一圈很淡的唇膏印记，

不是普通的唇膏，这种颜色偏深红，带一点橘调，是资生堂今年刚上市的新色号，这种唇膏在上海只有南京路的三家百货公司有卖，一支三块半大洋。

一个被男人抛弃的穷女学生，抹三块半一支的资生堂？

程真儿把杯子放进了洗碗盆里，拧开水龙头，一边冲洗一边在心里默默地数了一下。

三十八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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