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中日博弈（2/3）
求大，为了换取生产力水平高国家的商品，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地国家只能千方百计地获取高水平国家的货币以便完成交换，而一旦对高水平国家货币地需求超过平衡点，就会推动该国货币的稀缺，反映在金融市场就是汇率的上扬明白了这一点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需要制造2条裤子才能换回一家波音客机，如果以劳动时间来衡量是无法想象的。
这个关系如果反过来推导，就可以得到另外一个结论——在生产力水平一定期限内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汇率水平与商品竞争力成反比，高汇率容易窒息以该种货币作为本币计算的单位商品的核心竞争力。
当然，汇率和生产力水平决不是等价的。前者只是后者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客观反映，有可能真实，也有可能有所扭曲但决不是生产力水平本身，总体而言是一条上下波动频繁，长期平均时间内保持稳定的曲线，不能认为高汇率指数就等价于高生产水平，甚至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汇率能与生产力水平截然分开。比如在战争这种极端条件下，汇率就显得没有用处，一旦实行价格管制，汇率水平和生产力水平之间的对应反射将很快失真。
以林广宇穿越时的世界为例子，在和平时期，美国本土是不可能生产廉价服装的，从汇率的角度来说那样远远不划算，本土2元可能连条裤腿都做不出来而如果进口2元就可以买一条裤子了，但在战争时期，货币只有纸面上的意义，
果需要这种物资。不要说2元，让他用20元自己都行——一切为了打赢！可如果没有国际交换，叫20美元还么区别呢？
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美国和新加坡都是所谓的高汇率指数国家，但在战争条件下，前者可以大量用国内生产来替代因战争而绝迹地进口产品，而后者却没足够的原材料、能源与人员来实现这一点，只能发傻！这样得出的结论就是，在战争条件下。美国是生产力发达国家，新加坡是生产力落后国家，甚至要比大多数国家都要落后。决定战争成败的。是工业化基础，是制造能力但不是汇率水平和金融发达程度。
但极端的条件毕竟是少数。因为即便在战争条件下交战国仍然可能存在进出口业务，要想完全封堵、断绝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时候汇率就发挥出对于生产能力的调控作用——高汇率指数国家制造能力、生产能力竞争性开始下降。低汇率指数国家相应的工业制造能力和商品竞争力开始上升。皇帝的脑子里记得很清楚——在他所处地时空中，广场协议后的日元汇率大幅提高，原本日本老百姓用于购买1辆进口车的日元过了没多久就可以变成2，日本地资本能力、金融权力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很快问题就来了，因为日元计价水平地提高，日货变得越来越没有吸引力，虽然能够通过强化本国市场予以巩固提升，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却一落千丈，一大批专职从事外贸的企业倒闭或者转型，大型地工业企业纷纷将自身产业转移到东南亚、中国等落后国家进行再发展。本土的工业制造业大幅萎缩，金融业和有价证券市场畸形发展——虽然日本掌握了金融优势，也没有丧失科技优势。但制造能力却在下降，并进而造成后来长达10余年的衰退。
从这个例子反过来理解。中国固然能够依靠投机资本的力量和山东战场的利好消息大幅打压日元汇率水平，但强制降低日元汇率水平的结果只能是在国际市场上大幅度增强日本的工业品竞争力和制造能力。原本出口1亿条裤子的能力因为汇率变化可能成了2亿条，或许计算上仍然是一致的，但生产能力却结结实实地增长了1倍。如果将这层顾虑告诉内阁，绝大多数重臣都不可能理解，在他们看来，将日元汇率降低到一个较低水平带来的利益极大——日元大幅贬值，中国以日元为单位计算地贷款便能大幅下降，等于中国可以获取巨额的汇兑溢益；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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