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将此案交丞相公孙弘主持，河南郡负责查办。

此时，吕后当年的亲信、辟阳侯审食其的孙子审卿和公孙弘私交甚好，审卿与淮南王刘安宿怨颇深。

于是，他极力罗织罪名；公孙弘更怀疑淮南王有叛乱之心，办得格外认真。

刘安非常慌乱，又想发动叛乱，找到伍被商量，伍被还是老意见：当今诸侯无异心，百姓无怨气，人心思定，如果贸然行动，必然是“逆天道而不知时”，肯定不能成功。

刘安进退两难：起兵，胜算几乎沒有；不起兵，阴谋即将败露。

刘建本來只想除掉太子刘迁，让自己的父亲当上太子。

他万万沒有想到，这一状竟将自己的爷爷送上不归路。

伍被力阻不成，便向淮南王献出一条借力打力的谋反之计：

第一，伪造皇帝圣旨，迁徙三种人充实边地。

当时，朔方郡组建不久，人口不多，伍被要迁徙的三种人：一是各地的豪强侠士，二是判处耏（nai，奈）罪（两年以上刑期）以上之人，三是家产在五十万以上之人；而且，要急催他们出行，逼得他们走投无路。

第二，伪造中央司法部门关于逮捕各地诸侯的太子、幸臣的文件。

伍被这一计谋，想通过作伪，导致民怨沸腾，诸侯恐惧（如此，则民怨，诸侯惧），天下大乱，淮南王刘安好借机举事。

司马迁在《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两次用大段文字书写伍被不赞成淮南王刘安谋反的说辞，几乎占《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近一半的篇幅，表现了司马迁对伍被说辞的欣赏，对刘安破坏大一统局面的不满。

伍被言论的中心就是，武帝时期百姓对中央政权的心态，与秦末百姓希望推翻暴秦的心态绝然不同，因此，叛乱绝无成功可能。

“借力打力”着眼于制造政局危机，激化社会矛盾，挑起人心转向。

但是，刘安既听不进伍被不能谋反的话，也听不进伍被借力打力之计（此可也。

虽然，吾以为不至若此）。

他自有谋略：

一是伪造印信。

刘安这次是动了真格，上至皇帝的玉玺，丞相的大印，下至各地县官的官印，整套克隆。

二是安排卧底。

刘安派人伪装获罪逃到京城，在大将军卫青和丞相公孙弘的府中卧底，一旦事发，立即刺杀卫青，逼降公孙弘。

三是策划调兵。

武帝时期，诸侯国的军队由国相、内史、中尉三人掌管，三人之中有一人不同意，即不能调兵。

淮南王担心国相等人不服从；于是，他和伍被商议了两种调兵方案：

第一，谋杀国相等淮南国的高官，篡夺兵权。

具体的方案是：伪装宫中失火，等国相、二千石高官來宫中救火，立即杀死他们（伪失火宫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杀之）。

第二，伪造南越兵入侵的假消息调兵：伪称南越入侵，借机派兵，掌握军权（持羽檄，从东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发兵）。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两套方案：伍被主张先做势，待尘埃四起之时，登高一呼，他是做长线，谋全局；刘安主张毕其功于一役，他是做短线，搞投机，难怪谋事不成。

【书生造反终不成】

然而，这一系列措施紧锣密鼓筹划之际，事情却迅速败露，轰轰烈烈的淮南王叛乱胎死腹中。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淮南王瞬时失利呢？

祸起萧墙。

导致淮南王叛乱败露的原因有三：一是门客雷被告状，二是孙子刘建告状，三是主谋伍被告状。

雷被和伍被是他手下的“人，属于“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类型。

刘安准备起兵的时候，曾经担心太子妃洞察内幕，走漏风声，于是授意太子，三个月不和太子妃同床共寝，借口休掉太子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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