闸北，杨树浦路尽头。

一座废弃的棉纺厂在夜色中蹲伏着，像一头死去多年的巨兽。

烟囱断了半截，厂房的铁皮屋顶锈出了大片暗红色的斑块，在月光下看起来像干涸的血渍。

一辆没有车牌的黑色轿车停在了厂区后门。

车门打开，枭走了下来。

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风衣，围巾遮住了半张脸。

身后跟着两名精干的随从，腰间鼓鼓囊囊的，藏着家伙。

“在里面？”枭用日语低声问。

“是。”领路的翻译官点头，“他一个人来的，没带武器。”

枭微微点了点头，径直走进了厂房。

厂房里面的纺织车间早就被搬空了，只剩下几台锈死的织布机歪歪斜斜地杵在角落里。

一盏煤油灯放在地上，火苗跳动着，把整个空间照得忽明忽暗。

煤油灯旁边站着一个人。

四十岁上下，瘦高个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

头发梳得很整齐，但脸上的胡茬至少有三天没刮了。

整个人散发着一种潦倒的、急于求存的气息。

“枭课长。”那个人先开了口，声音很平静，但语速偏快，暴露了内心的紧张。

枭在他对面站定，上下打量了几秒钟。

“你就是在电话里自称‘共同敌人’的人？”

“是，我叫陈默。”那人微微欠了欠身，“调查科上海行动处副处长。

当然，现在应该说是前副处长。

裴秋倒台以后，南京把我们的编制全部冻结了，没有编制，就没有经费，没有经费……”

“你们就活不下去了，”枭替他把话说完了。

陈默没有否认。

他的嘴角抽了一下，像是在苦笑。

“枭课长是明白人，我就不绕弯子了。”他从中山装的内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袋，双手递了过去。

枭没有立刻接。

他的目光在牛皮纸袋上停了两秒，然后看向了陈默的眼睛。

“这是什么？”

“投名状。”陈默的声音很干脆，“特务处上海区在法租界、公共租界以及华界边缘的所有秘密监视点分布图。

一共二十三个点。

包括监视人员的花名册、值班时间表和联络暗号。”

枭的眼睛里闪过了一道极其锐利的光。

他伸出手，接过了牛皮纸袋。

打开。

里面是三张手绘地图和一叠薄薄的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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