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

从南京回上海之后，郑耀先什么都没做。

准确说，他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把行动大队的架子搭起来。

赵简之任队长。

沈越从北平回来后编进大队任副队长。

宋孝安还是管破译和情报分析。

高洪桥接了方子衡的烂摊子，代理通讯处主任。

第二件。

通过那条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特殊渠道，向组织做了一次完整汇报。

北平行动的全部经过。

张敬尧的受贿名册，与程真儿在安全屋的接头。

一字不落。

组织的回复只有八个字，继续蛰伏，等待指令。

他等了三个月。

1933年春末，法租界的梧桐树换了新叶。

黄浦江上的雾比冬天淡了一些。

人力车夫脱了棉袄换上了单衫。

上海滩又活过来了。

这一天，上海站全体人员大会。

地点在法租界霞飞路的那栋三层洋房。

对外挂着“中华实业公司”的铜牌，门口两棵法国梧桐。

铁栅栏门。

看上去跟租界里任何一家洋行没什么区别，

但今天这栋楼里的空气不一样。

通讯处、情报处、总务处，三个处室加上行动大队，上海站全部在编人员。

四十七个人，站在一楼大厅里。

站得满满当当。

区长徐伯良站在最前面，五十多岁，花白头发。

圆脸，小眼睛。

穿着一件看不出年份的旧西装，像个当铺的掌柜。

徐伯良是浙江江山人，戴笠的老乡。

在特务处的资历比谁都老，但能力平庸。

戴笠把他放在上海站当区长，不是因为他能干。

是因为他听话。

以前郑耀先只是行动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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