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嘿，突然间电视台给我打电话来了，请我谈谈北京的“四合院”。

北京人谁没住过四合院？

没住过也见过。

大的、小的、雕梁画栋的、碎砖墙灰顶的。

一家住四进外带园子的；十六家凑一堆在院里搭小棚的，全见过。

可我就不想谈。

谈完电视台高兴了，可我把人得罪了，谁知道在哪个方位上碰上太岁呀！

我见过在四合院身上作蜡的人。

*****的时候——有人说过，不要总提*****。

我也不想提它。

可中国人有些事不提*****说得清吗？

咱们少提好了。

该提的也点到为止，保证不使劲宣扬——*****时候，我在瓦工班里接受“劳动改造”。

这班里还有位“下放锻炼”的女工程师，叫柳兰，多脆生的名字！

不过本人已经四十来岁，既没柳的纤细也没兰的幽雅了。

小矮个、穿身工作服、头发掖在帽子里，整天埋头干活，很少说话。

按说我是“被改造”，是上了另册的，她是“受锻炼”，属于“人民内部”，她该监督我。

可我们那位苦大仇深的瓦工班长刘师傅阶级斗争的弦拉得不紧，而且有点“唯生产力论”，看我会点瓦工手艺，能顶个劳动力，她只会和灰递砖，算半个壮工。

干活时就叫我拿大铲，叫她给我打下手，听我的喝，我说：“报告班长，这不行吧，我是阶级敌人，人家……”

“全是臭老九！

全要改造！”班长说，“干活你领导她，政治上她监督你，矛盾可以转化的！”

这样我俩就成了搭档。

造反派为了照顾我们有更多的改造机会，吩咐班里尽量把大家不愿做的活交我俩干，修厕所呀，整理化粪池呀，优先让给我做。

我们当然很感激地领受，她不爱说话，又是个女人，我更不便于主动答讪。

所以我们俩在哪儿干活，哪儿就特别安静。

这样带来的好处不消多说。

一九七五年追查“攻击伟大旗手的谣言”，凡有五类分子参加劳动的班组都开会，挨个问：“你说过什么话？

从哪儿听来的？”唯独我们班没查。

造反派叫班组长查，班长说：“这两人一个天聋一个地哑，听见什么他们也咽进肚子去了，还敢传播谣言？”

可这么一个人，竟然在最要紧的时候说了句话，惹起了场麻烦。

就在这年夏天，有位上海来的造反起家的“首长”，名叫钟于江，他家里厕所坏了。

照往常像这种事，公司下令派人去修，命令下到瓦工班，自然又落实到我们俩头上。

可这次情况不同，首长家里施工，是重大政治任务，怎么能叫一个五类分子和一个臭老九去呢？

就选了几位红根红苗，三代贫农的工人，由班长带着去。

剩下的人不够干正经活儿了，就在工地上打扫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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